南方网讯
郑晓琳,女,24岁,媒体编辑
信息时报:说到动漫,很多人首先想到的经典形象就是米老鼠、加菲猫、机器猫……那么中国有自己的经典动漫形象吗?
郑晓琳:有。例如大量借鉴京剧手法制作的《大闹天宫》、齐白石大师作画的《小蝌蚪找妈妈》、国画色彩鲜明的《鹿铃》、完全没有旁白却拿了无数大奖的《兰花花》……中国曾经有过自己的经典,但现在只剩下了怀旧。我们没有新的、好的东西,造成了空缺别人自然就会趁虚而入,给很多70年代人深刻印象的《铁臂阿童木》,当初是免费赠送给我国放映的。到了1992年前后《七龙珠》、《圣斗士星矢》等等日本漫画铺天盖地席卷中国,我们自己的漫画就基本没有声音了。
信息时报:漫画对少年的吸引是强大的,这种成长期的日韩漫画浪潮对少年们影响是怎样的?
郑晓琳:影响太大了。举个例子,70年代的人早期接受的是传统文化,我们自己的古典的东西,后期看到日韩漫画,还有文化冲击的问题,而80年代生人就是全盘自然接受了。他们对“孙悟空”的联想可能就是《七龙珠》里的人物,对“战国”这个词的第一反映可能是日本战国时期的传说;一些歪曲历史的东西也在漫画里有反映。我们不强化我们的历史,别人会告诉我们的孩子们另一个历史,而我们是用说教,人家是用动漫,效果绝对不一样的。我们可以增加关税以保护我们的汽车工业,为什么不能保护我们的以动漫为代表的文化产业呢?归根结底,还是认识的问题———主流文化不承认动漫是艺术。
信息时报:为什么我们自己的漫画突然断代了?
郑晓琳:我想是因为主流文化界无法正确对待动漫这一艺术形式,而罔顾其已经渗透于我们生活的事实。当下的生活中已经渗入了很多来源于动漫的语言、动作、行为方式,一些影视剧、电子游戏也从动漫改编而来,比如《流星花园》、《风云》……优秀的动画作品,因该是老少皆宜的。可在中国,正是因为在观众年龄定位上的失败,导致了现在这样的局面:12岁以上的中国青少年很少有人喜爱国产动画;12岁以下的儿童因为人数、思想、社会影响力方面的限制,不可能是观众的主体。我认为动画最大的市场是14-30岁的青年,这个群体不但思想上较为成熟,有判别力,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群体比较有消费能力,是动画周边产品的主要市场。这一点对于动画制作的良性循环是极为重要的。
再者,中国动画业在运做上也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问题。就拿《宝莲灯》来说,首先,虽然宣传非常“厉害”,让人们觉得这是一部大作,但事实上是很失败的。各国动漫都有自己的风格,不同漫画家也有自己独立的流派,中国过去也有自己的风格,但是现在全抛弃了。故事情节没有突破,说教意味浓厚;人物形象性格模糊;画风盲目学好莱坞,丢失了自己的特色;对观众年龄定位偏狭;声优表现平平;作为卖点之一的“数码生成”,全剧不超过5分钟,而且并没有带来多少震撼力,根本不能算是卖点。比起日本全数码制作的《青之6号》,差距不是用“十万八千里”就能概括了。《宝莲灯》的弊病也是中国动画的通病。
信息时报:提到中国当代动漫,有个词是不能绕过的———《画书大王》。
郑晓琳:对。1993年应属中国漫画的一个断代。93这年,中国第一家漫画公司“金虹制作组”在四川成立,随后在深圳扎根。间年,国内第一本以月刊形式创办的漫画杂志《画书大王》出版发行。它的出现,填补了我国漫画的一个空白,宣告了我们有中国人自已的漫画看。在杂志上连载作品的阿恒、颜开、郑旭升、陈翔等人成了最初中国新型漫画的骨干力量。这标志着国内漫画的新开始。中国漫画的真正发展,应说是在1996年之后。1996年,新闻署发表了“5155工程”的宣言。宣告中国要创造自已的新型漫画特色给世人目睹。一时之间,中国的漫画层出不穷,但大多数是仿照他人的画风。我想,中国未来如果有漫画大师,应该出现在70年代人群中。80年代出生而从事漫画事业的孩子大多凭了一腔热情在承接一些为别人的画上色之类的工作,这个市场不能给他们机会,更没有人扶持他们,等他们激情磨灭的那一天,就沦为了画匠。
信息时报:在日本,动漫周边产品的制作也是相当发达吧?
郑晓琳:在日本,漫画作为一种产业,年销售额达到2500亿日元以上,年出版漫画7000种以上。仅以周边产品为例,至少就有人偶、模型、午餐盒、镜框、电话卡、日历、毛巾、手绢、钥匙扣、音乐钟、相册、衬衫、手提袋、徽章、信封、信纸、明信片、圆珠笔、瓷杯、纸巾、打火机、海报……与国内的差距显而易见。如果一部影片受欢迎的话,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就能为制作商带来丰厚的回报。而制作商也能把收回的资金投入下一部作品中,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在这种制度下,漫画大师鸟山明一个月的税金就是6亿日圆。
我认为要从根本上提高国产动画的水平,最重要的一点是规范市场。动画制作单位应作为独立的,自负盈亏的企业,而不是电视台的一个部门。其次,要建立专门的学校培养动漫画方面的人才,甚至可以送他们到日本去学习。再者,国家广电总局要取消对国产动画的过分保护,要让国产动画在竞争中求生存,虽然有些残酷,但我想这是必须的。